鐘嶸典故(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1.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潘江陸海：鐘嶸《詩品》：“陸（機）才如海，潘（岳）才如江?！?/p>

作為成語，一般寫作“陸海潘江”。這里用來形容眾賓客的文才。

這兩句是說，敬請在座的諸位嘉賓，就象陸機、潘岳那樣，各盡其才，寫出精彩的詩篇吧。陸機（261-303年），西晉文學家，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人。

太康末年，與弟陸云同至洛陽，文才傾動一時，時稱“二陸”。曾官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

善駢文，且多擬古之作。所作《文賦》為古代重要的文學論文。

《世說新語·周處》：“乃入吳尋二陸。平原（陸機曾任平原內史）不在，正見清河（陸云曾任清河內史）?！?/p>

潘岳（247-300），西晉文學家，字安仁，滎陽中牟（今屬河南）人。曾任河陽令、著作郎、給事黃門侍郎等職。

詩名與陸機齊。其《悼亡詩》較有名。

南朝梁鐘嶸《詩品》對陸機、潘岳詩作的評價極高，至于偏頗，他把陸機、潘岳列為上品，而列陶淵明為中品，曹操為下品，這就有欠公平了。

2.墨守成規(guī)的簡要典故

這個成語沒有那種小故事的典故

【解釋】：墨守：戰(zhàn)國時墨翟善于守城；成規(guī)：現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規(guī)則、方法。指思想保守，守著老規(guī)矩不肯改變。

【出自】：明·黃宗羲《錢退山詩文序》：“如鐘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為準的也。”

【示例】：~，不敢勇于創(chuàng)造也決然是和客觀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不能相容的。 ◎秦牧《辯證規(guī)律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的運用》

【近義詞】：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抱殘守缺

【反義詞】：標新立異

【語法】：動賓式；作謂語、定語；含貶義

3.誰能告訴我鐘嶸的貢獻和主張

鐘嶸《詩品》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一部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專著。

鐘嶸生活在齊梁時代，與劉勰年歲相當，大約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但是他的《詩品》寫作卻比劉勰《文心雕龍》要晚，根據他自己提出的“不錄存者”的原則，可以考定《詩品》成書當在公元514—516年之間。

鐘嶸出身寒門，“位末名卑”，只做過王府記室一類小官。雖然他自己頗想在政治上有作所為，然而在門閥制度的嚴格控制下，是不能如愿以償的。

鐘嶸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傳統觀念影響較小，在文學上敢于對當時不良風氣作比較尖銳的批評，是一位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鐘嶸在《詩品》中評論了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分析了每一位詩人的思想藝術特征及其歷史淵源，按照他們成就的高低，分為上、中、下三品。

在三品的序言中，則以五言詩為中心，系統地論述了詩歌發(fā)展的歷史，以及有關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理論問題。他所采用的這種分品評論的方法是受漢魏以來品評人物的影響的。

他自己在《詩品序》中就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當時詩、文、書、畫等的理論批評都很發(fā)達。

謝赫有《古畫品錄》、庾肩吾有《書品》，還有《棋品》等一類著作，《詩品》也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產生的。鐘嶸《詩品》的主要價值，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加以說明。

首先，是比較深刻地闡明了文學和現實的關系。鐘嶸在《詩品序》中強調指出詩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現，而人的感情的激動，乃是受現實生活的感觸而產生的。

他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鐘嶸所理解的“物”的內容，不僅有“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這樣一些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動人心弦的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內容。

比如“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等等。他說：“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客觀的現實生活內容，激發(fā)了詩人熾烈感情，于是才發(fā)而為詩歌。

鐘嶸在這里以鮮明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表現了對文學和現實關系的正確認識，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我國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是“人心感物”的結果，《禮記·樂記》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動，故形于聲?！?/p>

這雖然是講音樂，其原理也通于文學。陸機《文賦》中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

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正是對于《樂記》中這種“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運用。

但陸機主要是講自然事物，面沒有涉及到物的社會生活內容。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述文學和時代的關系時，就著重指出了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內容的特點，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而興廢系于時序”。

鐘嶸所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展。鐘嶸在文藝和現實的關系上，更為可貴的一點是他不僅僅指出了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而且認為只有在描寫現實生活過程中表現了進步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也才是最美的作品。

鐘嶸在他的詩歌評論中突出了一個“怨”字。比如他贊揚《古詩》“多哀怨”，說李陵的詩“文多凄愴，怨者之流”。

他認為五言詩創(chuàng)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其特點即是“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王粲之詩“其源出于李陵，發(fā)愀愴之詞”，也是具有怨情的。

左思的“風力”很重要的表現便是“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劉琨之“仗清剛之氣”，也是與他“善為凄庚之詞”、“多怨恨之詞”分不開的。

如果我們結合這些詩人創(chuàng)作來考察一下鐘嶸所提倡的“怨”的具體內容，就可以看出：它或是反映了對門閥世族等級制度的不滿，如左思《詠史》所寫的“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或是對經濟凋弊的感慨，對人民所受災難的同情，如王粲《七哀詩》中寫的那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唱然傷心肝”?；蚴怯捎诮y治階級的腐敗、政治的黑暗，使有志之士的進步政治抱負不得實現，胸中充滿了郁郁憤懣。

比如劉瑤《重贈盧湛》中的“功業(yè)未及建，夕陽忽西流”，“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以及《扶風歌》中所寫的“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這樣一些深深的感慨與不平。

鐘嶸所強調的這種“怨”，既突破了儒家“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束縛，又和蕭綱、蕭繹所提倡的宮體色情根本不同。主張文學要表現下層百姓對上層統治階級的“怨”，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傳統。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就充分肯定了《詩經》中下層官吏和百姓對黑暗政治和腐朽統治的不滿。漢代司馬遷又發(fā)展了孔子“詩可以怨”的思想，特別指出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千古絕唱《離騷》“蓋自怨生”，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發(fā)憤著書”說。

鐘嶸《詩品》正是繼承和發(fā)揚了這一個進步的文學思想傳統。其次，鐘嶸提倡自然真美，反對刻意雕琢的形式主義美學觀。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存在著一種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錯誤傾向，。

4.鐘嶸《詩品》大概內容和評價

詩 品 梁·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

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只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詞，《卿云》之頌，厥義夐矣。

夏歌曰：“陶乎予心?！敝{曰：“名予曰正則?！?/p>

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

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爾后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chuàng)其體。

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

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

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

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讬詩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p>

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

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

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

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馀，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貴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

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

昔在貴游，已為稱首。況八纮既奄風靡云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

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

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yōu)劣為詮次。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

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扒宄康请]首”，羌無故實。

“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

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yōu)劣。

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并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

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

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蛑^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今既不被管纟玄，。

5.鐘嶸"自然英旨"說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鐘嶸"自然英旨"說的主要內容是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的

它在文學史上有何影響

因為強調感情真摯。由于詩歌主要都是以抒情為主的，所以感情就應該是真摯的

詩歌是抒發(fā)感情的，為了抒發(fā)真摯的感情，就應該以直接抒情為主

鐘嶸，中國南朝文學批評家。曾任參軍、記室一類的小官。梁武帝天監(jiān)十二年（513）以后，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詩歌評論專著《詩品》。以五言詩為主，全書將兩漢至梁作家122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進行評論，故名為《詩品》。

鐘嶸在對歷代作家的藝術特點、風格進行品評的同時，還在序言中對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理論性問題，以及當時詩壇所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對當時論詩"隨其嗜欲"、"準的無依"的風尚，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品評準的。它的出現，和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清談和品第人物的社會風尚等，都有密切關系。

漢末劉漢政權的土崩瓦解帶來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之后進入了魏晉人自覺的時代。人的自覺帶動了“文的自覺”，各種關于文學的審美作品相應而生。鐘嶸的《詩品》就是在這種背景中產生的。鐘嶸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提出“自然英旨”說。

鐘嶸賦予了傳統“自然”以新的內涵，他的“自然”不是儒家為倫理道德所規(guī)范束縛的性情，也不是莊子的虛無，更沒有對性和情的偏見，而是一種自然沒有束縛的自由自在的個性情感。他強調的“自然英旨”實際上就是強調詩歌是抒發(fā)個性情感的自然之美。

“自然英旨”還表現在鐘嶸主張詩歌表現方式應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強，強調自然而然。為此他提出“直尋”和“自然聲韻”說。鐘嶸認為“自然”只有通過直尋的方式才可以獲得，并且聲韻的自然也是詩歌“自然”的重要方面。

他認為詩歌不能以用事用典的形式來表達，即“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他認為詩歌不以用典為貴，用典自有其益處，但以不落痕跡為高，無隔詩意為上，若用典而至于詩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則意晦，多則意雜，意晦則讀者不知所云，如墜五里霧中；意雜則讀者惟見典故雜陳，莫知作者意之所在。為此他提出“直尋”的觀點?！对娖沸颉吩疲骸坝^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p>

他主張詩歌吟詠性情，只能以一定的感悟力去表現，即在觸景生情、景與物冥的詩化過程中，形成一唱三嘆的美妙意境。這種意境并非由苦苦思索、潛心推敲而來，而是“寓目輒書”的結果。許文雨解釋為：“直尋之義，在即景會心，自然尋妙，即禪家所謂‘現量’是也?！保ā剁妿V詩品講疏》）現在看來，直尋就是詩歌創(chuàng)造中的直覺思維，它接近于現象學的直觀方法。

總之，鐘嶸的“自然英旨”即主張詩歌應是詩人個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詩歌創(chuàng)作應以直尋為主，要求音韻自然，實際就是強調抒發(fā)個性情感的自然之美，亦即個性之美，其目的在于提倡自然真美。

6.鐘嶸《詩品》

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獨猓ㄗ匀涣α咳?，風雷雨電）使事物發(fā)生變化，事物的變化被人感知，所以人都性情就被震撼，激發(fā)，表現為歌舞吟詠。

二.玉樓春 （宋祁·北宋）

東城漸覺風光好，彀皺波紋迎客棹。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

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三.由于氣候的變化，春風吹開了景色，春水，楊柳，杏花都為之變得更富激情。而詩人自己也由于環(huán)境的感染而感概“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幻化為“持酒勸斜陽”的傷春之舉

7.江郎才盡典故

江郎：指南朝江淹。原指江淹少有文名，晚年詩文無佳句。比喻才情減退。

【出 處】

鐘嶸《詩品》：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吞綉阎?，得五色筆授之。而后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典 故】

[編輯本段]

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一個鼎鼎有名的文學 家，他的詩和文章在當時獲得極高的評價。 可是，當他年紀漸漸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沒有以前寫得好 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詩寫出來平淡無奇；而且提筆吟哦好久，依 舊寫不出一個字來，偶爾靈感來了；詩寫出來了，但文句枯澀，內容 平淡得一無可取。 于是就有人傳說，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禪靈寺的河邊，夢見一 個自稱叫張景陽的人；向他討還一匹綢緞，他就從懷中拘出幾尺綢緞還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 又有人傳說；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覺；夢見一個自稱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邊，向他索筆，對他說：“文通兄，我有一支筆在你那兒已經很久了，現在應該可以還給我了吧！” 江淹聽了，就順手從懷里取出一支五色筆來還他。據說從此以 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寫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8.古代文學家窮而后工的故事都有哪些

鐘嶸在《詩品序》中說：“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垢F殘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盵5]這里鐘嶸從景物氣候和個人的經歷兩方面解釋詩歌產生的原因，而強調的仍是個人遭遇的不平，個人的“怨”、“窮賤”，不平遭遇的“感蕩心靈”，實際上仍然是“不平則鳴”、“窮而后工”的范疇。但是這仍不是這種理論的源頭。

有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種理論的源頭就是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6]有人認為應當將“發(fā)憤著書”說與“窮而后工”說區(qū)別對待。[7]但筆者認為“窮而后工”與“發(fā)憤著書”還是有著許多相同之處的，“發(fā)憤”的前提在于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痛苦的人生遭遇。這難道不是“窮”嗎？他們之間的區(qū)別在于：“發(fā)憤著書”是有意為之； “不平則鳴”、“窮而后工”式的創(chuàng)作無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樣也不可否認這里也有“有意為之”的成分。

《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8]孟子的說法是從非常寬泛的意義講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經受一番磨難，基本上屬于“逆境出人才”之類的道理。但是放到文學上也是可以講得通的。追溯“窮而后工”說的遠祖，有人認為應該追溯到《易》來，黃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的幾句話，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稱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證明了“易為憂患之書”的說法。“易之憂患”、“易為憂患之書”，這是漢以來的歷代易學家所共持的說法。這幾句話歐陽修在《居士外集》卷十《經旨·易或問》中都引用過，并且明確的指出為“圣人之言”。由此斷定，歐陽修既然肯定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認同“易為憂患之書”的說法。當然可以認定《易》是“不平則鳴”、“窮而后工”理論的源頭遠祖。[9]

自從歐陽修明確提出“窮而后工”的觀點以后，在兩宋之際有許多的學者文人反復的闡述它。像陳師道、陸游、方岳、陳郁等都有有關的詳細的論述。宋以后許多的文人更是樂此不疲。明代的金 在《覺非齋文集》里講得非常詳細非常深刻。

“人窮詩乃工爾。吾于吾友子良孫君信之矣。子良昔從太學登第為名進士，旅

道坦坦，未嘗齟齬。當時居行輩中詩名未軼出也。后以非，謫交趾三十年，抑郁無

聊，暌離憤激，一發(fā)于詩而后詩始工。……其間登臨吊古，觸目興懷，記物感遇無

不形于諷詠。憂而傷，勞而不怨，讀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則子良之詩之工，信乎，

由于窮也。夫窮而通天地，自然之理。”[10]

這一段充滿感慨的論述真可謂知己之談，“窮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為“窮”，才使得創(chuàng)作者對于人生、社會有了全新的深刻的體驗。窮困之后，文人首先體驗到的是自己的遭遇，然后推己及人，體悟到人生的遭遇，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誠，從而領會了生活的本質。進而將所有的以前從未有過的心靈的新經歷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就成了“一發(fā)于詩而后詩始工”、“讀之令人瞿然起敬”。趙翼的名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11]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也說：“詩以窮而后工，依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幽郁，樂則淺顯也。”[12]